水牛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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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伟大杨浦的脾气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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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莽气概,肝胆相照,这就是大杨浦的满满人情味。

从前,上海以苏州河为界河,岸南被称作“上只角”,岸北被称作“下只角”,上下之间,生活趣味颇有差异:南面地界上,无论小老板、小职员还是小混混,“喉总团拢起来”(宁波话:全部团结起来),一致看不起北面的各个阶层。表情包:眼皮翻翻,眼角瞟瞟。口头禅:“下只角”!

那个时代,天热:“上只角”在家穿衬衫,“下只角”在外穿背心。过年:“上只角”烫发,“下只角”剪发。吃饭:“上只角”拿着汤勺舀,“下只角”捧着海碗喝。雨天:“上只角”风衣皮鞋,晴天拿把伞,冒充英国人,这叫腔调;“下只角”呢?晴天穿皮鞋,雨天穿套鞋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榫卯枘凿,恰如其分;但此举被上只角看作“寿头”,上海话意为土头土脑、傻冒一个。明明是对的,却被笑话;明明是正确的,却不敢坚持,现在也学样——雨天穿皮鞋出门。

什么叫崇拜?错的也是对的。

由于历史原因,上海有个特点:名医院多在“上只角”,名大学多在“下只角”,因为,名医院集中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区域,倘若人在郊区中风,赶到市中心抢救:“跷脚到了,回忆散了”;国立大学之所以大多建在荒滩上——无需动迁,零成本划拨。

“上只角”朋友,对居住地的上下方位非常讲究,仿佛澡堂里的毛巾,“上下”不容颠倒。下,是“在下”的下,见人矮三分。在上海人嘴里,下,是充满歧视的方位词。

新中国建立之后,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,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,已无“上只角”与“下只角”的区别了。但在人们的心理上,还有不少难以磨灭的印迹。

我很念旧,有时不免打手机呼某某做教师的同学,尤其是在“上只角”的同学。接听者往往很警惕地问我:“有事吗?”听口气生怕有事找他。不过这也有优点,他也不想麻烦你,“水牛角,*牛角,各归各”(沪语:角、个读ge),冷冰冰的,做个理性的“经济”人。

向南过了苏州河,充其量去那里的机关、报社找朋友,很少去那里的新里洋房找熟人;即便去,也是小心翼翼,礼貌多了、礼物多了、笑容多了,真情被挤得扁扁的,找不见了。

就人情味而言,“上只角”与“下只角”有很大的不同。大杨浦的人,至今还是草莽气概,比如老邻居聚会,拒绝AA制。

上世纪60年代,大杨浦的乱坟堆里,陆续建造起一批工人新村,从一村扩展到七村;还有行业新村,比如邮电新村、闸电新村(闸北发电厂家属院)、铁路新村。鞍山四村有一批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公房,从31到58号,又称一里委。

最近50后、60后的他们,从四面八方集中到*兴路蓝天酒家,包了一个层面,开了十几桌,都是老邻居,一百多号人。吹叫鞭的叫晓忠,他叫上我,因为我是住在隔壁鞍山六村的,相当于以“联合国观察员”的身份参与。因为减肥,我晚上不进食,所以坐着不动筷子,再说也不熟,有些落寞。同桌的看到了,站起来弯下腰,倒过筷子来给我夹菜,送到我盘里,还口口声声举着筷子说:“筷子我倒过来了,这一节清爽的。”看着你张口吃了,才坐下:“这才像阿拉大杨浦的脾气!”

改革开放四十年,尤其年上海实行商品房销售,老邻居们一个个一家家迁出旧居,各奔东西,一别几十年,今天见了,大呼小叫,没有名字,只有绰号,酒喝了就不算,还将喝过的酒杯放在转盘上,一转到对面,按住转台立停,正好落在对方的鼻下、嘴前,挑衅道:“我喝过的杯子,侬敢接着喝吗?”对方端起杯子:“喝就喝,啦钩怕啦钩?”(苏北口音,意为哪个怕哪个)他们其实都不是苏北人,但讲苏北话亲切。一饮而尽,好比歃血结盟,补一刀才是一伙的,表示不忌不嫌弃,依旧好兄弟。此时双方立刻站起来,跑过去,交颈大拥抱,拍着后背心,高呼:“肺贴肺!”这是大杨浦私人定制的短语。他们就是这么肝胆相照。

老邻居回忆儿时琐事,都是通过几室几室呈现出来。“上只角”的新里与花园洋房都是张家、李家,所以有“张家长李家短”之俗语。这就是“上只角”与“下只角”在器物层面上的细节差别。

那晚的酒席,始终闹哄哄,大家都端着酒杯、拎着酒瓶串场子,寻找失落的回忆。从这一桌到那一桌,找童年的他、《同桌的你》,拍肩膀、碰杯子,不亦乐乎!“侬现在勿谈了”,说着跷起大拇指,摇摇:“上去了(沪语:发达了)!”两个阶层的人,可以聚在一起称兄道弟,“闰土”在“下只角”,在老邻居、老朋友面前,可以不拘束、不识相。而在“上只角”,就要识相、拎得清,那就叫“懂规矩”!这就是“上只角”与“下只角”的差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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